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人民军队武器装备严重短缺，外部援助几乎断绝。在此背景下，创建和发展根据地军事工业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抗战的紧迫需要。党领导下的人民兵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以独特的组织领导模式、科技创新路径、战略规划、生产保障策略和动员机制等，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修到造的不断崛起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组织效能，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为新时代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了宝贵历史经验。
因军而生、向军而行，人民兵工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抗战爆发后，武器供应成为对敌斗争的关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兵器工业。初期，兵工生产以分散的、作坊式的修械所形式存在。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战争形势和部队规模的扩大，武器弹药需求急剧增加，人民兵工调整战略，军火生产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从修理到制造、从随军流动到固定厂址、从作坊生产到规模生产的重要转变。
为加强统一领导和规划，各根据地相继成立军工部，形成了现代化工业管理机构雏形，职能分工日益明确。从“游击式”到“企业化”的适应性演进，使得军工体系能够更好满足不同阶段战争需求，从最初的“有无”问题，逐步过渡到“量产”和“质量”问题，最终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展现出组织模式的灵活性和生命力。
展开剩余89%经过艰苦奋斗，人民兵工形成了以陕北、华北和华中三大战略区为基础的军工宏观发展总体格局。至1945年初，各根据地兵器工业部门拥有兵工厂约130个，职工近2万人，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兵工生产和科研体系。其中，著名的兵工厂包括陕甘宁边区的茶坊兵工厂、山西黎城的黄崖洞兵工厂，以及新四军兵工厂等。这些兵工厂的建立和发展，为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全面抗战八年间，人民兵工取得了显著生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至1945年初，各根据地兵工厂生产手榴弹近450万枚、地雷20万个、子弹（主要是复装子弹）780万发、长短枪1.1万支、枪榴筒/掷弹筒6300余具、各种口径迫击炮900余门。这些自产武器弹药为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人民兵工建设经验
一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抗战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1937年10月，毛泽东致电在抗战前线的周恩来、朱德：“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1万支步枪，主要方法自己制造。”下达了我军自己生产武器弹药、创办兵工厂的“第一号命令”。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抗日民族自卫反击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报告中指出：“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会议还作出了“提高军事技术，以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的决议，为人民兵工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方向。战略相持阶段，面对严峻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中央军委于1941年4月23日发出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明确“兵工建设应以弹药为主，枪械为副⋯⋯补充弹药、步枪、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改善枪械”“如不翻造步枪弹与大量制造手榴弹则无补充，对兵工建设特别是弹药厂的建设的消极也是错误的”。人民兵工始终听党话、跟党走，高层级的发展战略指导确保了军工建设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持续开展，并高效支援抗战大局。
二是构建体系优化布局。1938年初，陕甘宁边区成立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随后，各根据地相继成立军工部（局），加强对军工生产的统一规划管理。八路军总部成立第六科（军事工业科），晋察冀军区成立工业部，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也成立了军工部。人民兵工布局由陕甘宁边区的中央军委兵工力量、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兵工力量、苏皖鄂豫赣地区的新四军兵工力量三大部分组成。抗战初期，除少数规模较大的兵工厂以外，其余的人民兵工厂多为规模较小、布局分散的修械所。抗战后期，人民兵工地域分布逐步由分散到集中，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苏浙等地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按专业分工、比较正规、相互配套的军工生产体系，构建了韧性极强的“扁平化”科研生产网络。整体生产体系展现出极高的韧性和适应性，对于在敌后长期坚持作战至关重要。
三是因地制宜保障急需。抗战期间，党对兵工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弹药为主，枪械为副”。《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兵工建设的方针政策，兵工生产迅速发展，为战略反攻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在特殊战争背景下，绝大部分工厂设立在边远地区村庄的庙宇、农舍或窑洞里。人民兵工历史上第一座专门设计修建的黄崖洞兵工厂，也是利用特殊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建成了12栋包含工房、宿舍、办公室、俱乐部，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石头工房，成为当时规模最大、人数最多、产量最大、品种最多、贡献最大的兵工厂。通过因地制宜，晋察冀军区很快形成枪械修造、子弹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生产、采矿、铸造等体系化军火生产格局，达到月产炮弹1万发、子弹10万发、手榴弹10万枚的生产能力，硫酸、硝酸、雷银、乙醚、甘油等重要化工原料也均由自己制造。
四是科技创新自立自强。抗战时期，人民兵工创新创造案例无处不在。被誉为“中国第一枪”的“八一式马步枪”，就是由当时黄崖洞兵工厂副厂长刘贵福设计制造的。1938年11月，他带领工人将两挺马克沁机枪改装成高射机枪，并改进了枪身的连接、瞄准具和发射机构等；1939年初，刘贵福、孙云龙等试造步枪，在没有深孔加工设备、拉来复线机器的情况下，造出陕甘宁边区第1支步枪——无名氏马步枪；1939年底，刘贵福等人进一步创新，改进设计了“八一式马步枪”，并迅速由各兵工厂批量生产。1941—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兵器创造的突破期，著名的“三大创造”——“缸塔法”制造硫酸、“窑炉焖火法”韧化炮弹弹体及“坩埚炼铜锌”等人民兵工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从根本上解决了根据地兵工厂火炸药、炮弹和枪弹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自制硫酸研制成功后，彭德怀、左权在电报中指出“这是我们工业建设上一大进步，也是解决工业建设，特别是兵器工业建设的主要关键”。人民兵工的大量创新创造有力保障了对前线的有效支撑。
五是激发主动性创造性。中央军委军工局、八路军军工部的人员中，不仅有部队战士、当地农民，还吸收了红军时期的领导干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抗日军政大学的爱国青年，归国抗日侨胞，军工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人才济济的局面。“八一式马步枪”的设计制造者刘贵福，被毛泽东题词“生产战线上的英雄”。曾留学德国和苏联的军工部部长刘鼎，被习仲勋题词“兵工泰斗”。吴运铎主持火炮设计，研制出专用冲头，解决了新四军军工部没有拉来复线机器设备的困难。甄荣典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特等劳动英雄，被誉为“炮弹大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劳模座谈会上称赞他为“新劳动运动旗手”。赵占魁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兵工厂化铁工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号召各抗日根据地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努力发展生产，支援抗日战争。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就是最大的动员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人民兵工精神，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六是军民结合自力更生。群众路线与军民融合是人民兵工建设的显著特色。在物资极度匮乏情况下，人民兵工发动群众积极收集破锅、废犁、寺庙钟磬、废旧电线、杂铜和铜钱等原材料，踊跃参与生产。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军工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以发展军事工业为主，并尽力发展边区其他工业，先后创办了陶瓷厂、玻璃厂、炼铁部、焦炭厂、水力厂、皮革厂等，形成军民结合、全面发展的格局。在自主生产方面，各根据地利用当地工业基础条件，相继成立了生产原料的化学厂、炼铁厂等企业，专门为兵工生产提供硫酸、硝酸、铁、铜、锌等生产原料，较红军时期单一对外征集采购有了质的飞跃。晋绥军区人民兵工利用白酒蒸馏的酒精和敌占区购买的水银，生产出了雷汞，解决了制造雷管的关键原材料问题，配以铜管制成的管壳，生产雷管15余万支，还利用卫生球研磨、硝化制成硝基萘炸药，结束了根据地手榴弹、炮弹及爆破药用黑火药的历史。在物资运输和保障方面，军民协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黄崖洞兵工厂时，大量设备器材全靠人抬肩扛，靠毛驴运输。在海南崖县梅山地区，人民开辟了“一海二陆”三条隐秘交通线，通过智慧与勇气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护送人员。这种军民一体、全民参与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物质困难，也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形成了强大的战争合力。
对我国国防工业体系建设的启示
一是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防工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涉及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军民协同及新质战斗力发展等方方面面，为国防工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坚持把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内“第一要件”，深刻认识所肩负的强军报国光荣使命和重大政治责任，着力强化科技创新与自主自强，将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国防工业能力建设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必须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以新型工业能力助推新质战斗力生成为主线，全面支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二是紧扣部队实战化需求。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国防领域建设和管理任务空前艰巨。同时，新军事革命深入推进带来新挑战，以信息化、无人化、体系化为特征的新域新质力量将对战争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必须坚定履行军工央企职责，系统提升重点装备保供能力，加快推进新域新质装备建设，高质量策划论证一批战略性、前沿性、标志性、带动性强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全力支撑我军新质战斗力生成。
三是健全应急生产与快速动员机制。现代战争的突发性和高消耗性，对工业体系的快速响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建立健全平战结合的国防工业应急生产机制，平时结合生产任务开展不同方式的检验验证。加强军民协同，建立快速响应的供应链体系，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调动民用产能，实现军品生产的快速扩容和转型。同时，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和废旧物资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确保关键原材料稳定可靠供应。
四是充分发挥科技赋能。当前，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动期，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技术集中涌现，引发链式变革，深刻改变战争形态、作战模式和军事力量对比。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围绕战略必争领域和战略性高科技领域，强化基础共用技术供给，强化关键工艺技术攻关，聚力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探索前沿颠覆技术，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新域新质装备研制能力。时刻关注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新场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不断缩短研制周期、加快技术迭代速度，降低生产成本，转化为军工创新能力和装备战斗力。
五是强化战略规划引领作用。现代战争的体系对抗特征越发突显，必然带来装备建设组织模式变革，“单打独斗”研制模式已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要。军工核心能力体系建设必须强化战略规划引领作用，各单位、各领域要树牢大局意识，聚焦自身定位和优势，把自身核心能力建设放到国防工业体系建设中去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向现实需求、新域新质、关键基础领域聚焦，不断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推进专业化整合和集约化发展，合理分工、形成合力，实现体系效能最大化。
六是持续推动军民协同发展。当前，军民协同发展仍存在壁垒，民营企业“参军”障碍较多，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民用技术服务国防效率有待提高，限制了国家整体科技和工业实力向国防领域的有效转化。需进一步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开放、公平、高效的军民协同创新体系。鼓励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国防科研生产，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信息共享等方式，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发展和转化，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协同发展格局，提升国防工业的效率和活力，将国家整体经济和科技优势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
（课题组成员：蒋啸林，中国兵器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军品规划研究所所长；王轶，中国兵器工业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惠凯，西北机电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编 / 沈竹山
校审 / 李 翔
监制 / 孙玉华
一本关于国企改革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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